来源：《遭遇美国教育》 作者：高刚
我们为什么只把学生的视野、思维甚至行为的准则限制在如此狭小的教科书、课堂和校园之中？
我们真的必须剥夺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真的必须让他们与精彩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才能使他们成才吗？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
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国后，将自己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写成一篇小文章。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
中国最火爆的周末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教育部的机关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与我签订了向他们终生授权转载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一些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书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
我当时还在想：这年头中国是怎么了，我写的那么多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都没有什么反响，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这样引人注意。中国人可能还是需要看些轻松的东西吧！
不过，我很快发现，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是因为它恰恰触动了我们中国人心中最为沉重的事情。
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我当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举行40周年校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把她的女儿带来了，小姑娘眼睛里分明带着种种不情愿的神色，大概是被母亲强迫而来的。
我的这位同学这些年来让这个女儿折腾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欢英语，对别的课程没有兴趣。马上要中考了，当妈的急得茶饭无心，每天都与女儿较劲：你光是英语好，别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学校？
大概是做母亲的情急之下唠叨太过，弄得母女关系十分紧张。我安慰我的同学，让她换个思维方式，给孩子一些自由。我说到了我的儿子，说到了美国的小学教育。
这个小姑娘在一旁听着，突然睁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问道：“叔叔，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事情？”
我说：“写美国小学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说：“文章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是不是这篇文章？”
我很吃惊，一个小姑娘怎么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背下来了？我告诉她，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小姑娘有些雀跃地说：“叔叔，你知道吗？我把这段话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读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给背下来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国的学校上学就好了！”
——一个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国教育的一段话刻在桌子上，这是为什么？
与孩子聊起来，方才知道，他们的课业太沉重了，以致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或者想做的事。学校对她们的管理也太严格了，甚至不让女孩子留长头发，进校门有人专门检查。
这个小姑娘无法想象，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励孩子们给总统决策提意见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学习中能够自主、能够轻松、能够快乐了，他们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太向往课堂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
后来，我的小侄子的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
那年7月，小侄子从小学毕业，正赶上中国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小学升中学一律取消考试，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们住处附近的一个“臭沟学校”，这是全家都难以容忍的。于是，一家人动用各方关系，历经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学，交了3万元“赞助费”，把小侄子送了进去。
大人们终于释然，似乎这3万元买来了小侄子的前途。我问我弟弟，这年头不是都开始“素质教育”了吗？你们还花这种钱，费这种精力干什么？
我弟弟一脸苦涩地说：“什么素质教育啊，孩子高中毕业还不是要考大学？考大学还不是要看分数？你不给孩子找个好中学，不是耽误他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
小侄子进了新中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每个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没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学校时，常常哭丧着一张小脸，以至于后来竟要父母做说服工作，就像当年送他上幼儿园一样。有几次孩子还掉下眼泪来。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个学校，纯粹是个集中营。”把学校说成集中营？这太过分了！于是大人们开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词地控诉起学校：晚自习从6点半到9点，做完作业只许看教科书，其他所有的书都不让看。小侄子噘着嘴说：“教科书有什么可看的？前面的内容全知道，后面的内容都不懂。每周只有两节体育课，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控诉完，小侄子还大放厥词：“不让我们玩，就是剥夺儿童的人权！”
大人怕这孩子童言无忌惹恼了学校，于是教育他说：“你懂什么是人权？让你上这么好的学校，你还觉得剥夺了你的人权！你没看电视上那些非洲孩子，饭都吃不饱。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儿去过几天！”
没想到，这一下小侄子倒来词儿了：“我还想去非洲呢，我还不知道非洲什么样儿呢！电视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学校也不让看电视，连广播都不让听！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小收音机，被发现后当场就没收了。”
小侄子愤愤地说：“现在倒好，我不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连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样。”
有一次小侄子还说出了更为极端的话：“你们再让我上这个学，我就会死！”这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我心中产生的疑问也更加深重了：中国教育何至于如此残酷，竟然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会想到了死？
同学的女儿与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教育。我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分数被抬到一个越来越高的地位，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陷入过度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
要说小侄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们拥有的天地太狭小了，他们离课堂外那个精彩的世界也太遥远了。
我们为什么只把学生的视野、思维甚至行为的准则限制在如此狭小的教科书、课堂和校园之中？
我真是担心，在这样的禁锢之下，让孩子们为了几门课程的考分而耗尽他们能量无限的生命，其结果恐怕不止是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不只是让孩子们生出“敌视”教育的心态，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们狭隘的眼界和心胸。
一个孩子比身边的同学高出几分都会受到奖励，以至于他们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些为今天的考题活着的孩子们在人类明天的文明进程中会居于什么位置？
我们真的必须剥夺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真的必须让他们与精彩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才能使他们成才吗？
美国教育学界提出一个概念，他们认为，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提前兴奋”那会对以后他们的成长产生极其不良的后果。最直接导致的可能就是他们厌学情绪的产生。
2003年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之后，我发现我们大学生们普遍缺乏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进取精神。我看过我们学校对学生状况进行的调查，“挂科”已经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对老师布置的难度高的作业公开表示不满，对老师要求阅读的文献敷衍了事，几乎很少有学生有完整的课程之外的学习计划。
课堂上无论是上午的课还是下午的课，总是有一些学生无精打采，甚至埋头睡觉。学生在课堂上的怠惰，肯定是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但是，大学生在刚刚赢得可以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中自由航行的机遇之际，却普遍呈现出无精打采，行动怠惰，无所事事，手足无措。
我发现，恰恰是那些似乎社会排位较高的文科院校的学生，这种特征表现得更突出。我不能不想到这些孩子都是在中学比较优秀的学生，他们在中学（甚至是以小学的奋斗为基础）近乎残酷的学习竞争、同类拼杀中脱颖而出，进入所谓的好大学。此时，他们会觉得人生中最难达及的目标已经实现。在经历初中和高中至少6年强大的心理和生理的重压之后，他们普遍疲惫不堪，甚至身心损伤。
别说我们的教育没有让孩子们对自己的一生进行过前瞻、思考和设计，就是有这种设计，孩子们也未必能够聚集起向更高目标前进的身心能量。
我们的大学教育也值得商榷。如今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是由课程体系管制的。先不说这些课程设置的前沿性、实用性、启迪性、合理性如何，就看这些课程的教学方式，基本是教科书为核心主线，考试为终极目标。学生相关阅读范围有限，讨论的机会也十分有限。
我看到，我们大学生需要完成的课程数量，比美国的大学生要多。但是，我们的大学生实际上触及的知识范围、掌握的知识总量和美国的大学生相比有重大差距。
我在我的课堂上做过统计，同样一个学期的一门课程，我们的学生的阅读数量，要比美国的学生少五倍以上。如果按照一个学生大学期间要学习50~60门课程计算，我们的学生要少阅读多少东西？
美国大学是主张教师保持自己的教学个性的。但是，他们控制教学质量的标准一是保证学生在专业领域的阅读范围和数量，二是作业环节严格要求。
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时，基本是阅读一本教材，完全是中学的学习模式。我曾经在我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上向学生们介绍国内外同类课程的多部教材，让学生们阅读之后再选择购买。我一是觉得必须开拓学生的视野，二是怕让学生有任何负担。
没有想到，那一年学生对我的课程评价中，一个学生提出意见：老师不指定教材。学校教务处按照严格的工作规范，让我给学生书面回答。我真是纳闷：我们的孩子们真是当得到自由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呼吸吗？
我特别吃惊的是，当真有老师布置大量的阅读时，学生们会抱怨，当老师试图组织讨论时，学生们会沉默。如果老师要求严格，就可能导致在学校组织的学生对教师授课的评价调查中得分降低。这样一来，就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渐渐达成一种相互“宽容”的默契。
问题的产生永远是复杂原因的集成。但是整个教育过程的设计缺陷、管理缺陷、运行缺陷，难道不值得我们正视和反思吗？
作者简介：高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作为有特殊贡献专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华声月报社（后华声报电子版社）历任记者、社长助理、华声报电子版主编、副总编辑、总编辑。2003年9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历任副院长、院长、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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